旧社会相声行业地位很低，是下九流中的下九流。那个年月戏曲是主流，老百姓听的是京剧，是黄梅戏，是河北梆子、河南坠子、评戏等成本大套的东西。相声只是一个“添头”，相声艺人在老百姓眼里跟乞丐地痞没什么两样。
旧社会相声界拜师为什么一定要请评书、戏曲界的前辈呢？普遍的说法是懂得感恩，因为人家舍了东西给相声添砖加瓦，实际上是“攀附”，自己混的不行，找地位高的人拉扯一把。
相声艺人不能攒底，原因也在于此。人家进园子听的是大戏，真金白银捧的是蔓。相声相当于中间休息时间，该上厕所的上厕所，该续水的续水，休息够了大戏再开场。侯宝林所谓的“攒底”纯粹瞎猫碰上死耗子——攒底的大腕身体不适不能演出，他从倒二变了攒底。
搞清楚这些，相声界的一些事情才能看得清楚。
相声艺人真正有地位是建国后。准确地说是广播电台普及后的50年代。这个时代发生了两件事，令相声的地位与日俱增，迅速超过戏曲。
一个是电影的崛起。中国电影在30年代达到过一次高峰，彼时上海是全国电影中心，影响力比香港强百倍不止。当时内地战乱不止，电影院关门，电影人南下，电影火了一阵就偃旗息鼓。
建国后社会安定，电影这种新生事物迅速取代戏曲，成为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休闲方式。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迅速落伍。戏曲的没落，给相声的发展提供了极佳的环境。
第二个是广播电台的兴起。50年代至80年代初，广播电台是国内最主流的传播媒介，其“有声无形”的特点天然适合相声、评书等以说为主的艺术，对戏曲而言无疑是进一步的“打压”。
到了八九十年代电视开始普及，戏曲因为30多年的压制受众断档，再起无能，相声则凭借着体量小变化快的优势再次跟上时代，又继续辉煌了小20年。
然而到了90年代末，相声界最大的危机来了。仿佛在一夜之间老百姓都不爱听相声了，看见相声就换台，连带小品也是如此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归根结底一句话：都是“歌颂型”相声给闹的，始作俑者就是大师级艺人马季。
其实早在70年代，马季就已经出了不少以歌颂为主题的作品，尤以《友谊颂》最有代表性。在类似的作品里，马季主动放弃了相声的核心功能讽刺，转而讴歌新时代、新风貌，“歌颂型”相声渐渐成型。
马季是相声界的领军人物，带头大哥这么搞别人自然有样学样。尤其电视时代，电视台成为相声演员的主流阵地，“歌颂型”相声更容易过审，台上吹10分钟牛就能名利双收，艺人们自然一窝蜂全上。
问题是马季能耐大，“歌颂型”相声也能说得饶有趣味，笑料百出，其他同行可就没这本事了。举两个例子，一个是姜昆。
姜昆最辉煌的时候人气丝毫不逊色于马季，但是他是野路子出身，拜完师就被“流放”到基层体验生活，所以基本功始终没跟上，这就造成了他巅峰太短，后续乏力的局面。
姜昆90年代开始走下坡路，尤其主打“歌颂”后更是一落千丈，聊无趣味。姜昆的歌颂以唱歌为主，用歌声赞美新时代、新生事物，“经典”代表作《送你一支歌》，那效果可称尴尬至极。
姜昆不明白，旧社会相声学唱京剧黄梅戏，是因为那玩意儿难度高瘾还大，所谓“生书熟戏听不腻的曲艺”，老百姓听了还听。流行歌什么玩意儿？三四分钟的东西听两遍就够了，用得着浪费时间听你唱？
另一个是陈寒柏。如果说姜昆的“歌颂”还算分寸之内，陈寒柏的“歌颂”已然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了。
陈寒柏有个段子叫《今非昔比》。这个段子用一句话总结就是“不说人话”，讲农民富了，穿貂戴表看上液晶大电视了。年初，哪家农民富成这样了？
艺人脱离群众，把老百姓当成名利双收的垫脚石，被时代抛弃当然是迟早的事。相声就是这样被“歌颂”逼入万劫不复之境地的。
相声必须跟老百姓站在一起的，这是基因里的东西。相声打“出生”起赚的就是穷苦老百姓的钱，但凡有点身份人家就进园子听戏了。相声靠穷苦人家养活，没有穷人，没有最底层的老百姓，相声艺人早就饿死绝代了，哪有后来这么多的名家大师。
所以相声必须为民发声，讽刺不公，鞭挞丑陋，挑战权威。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忘本，就是自我毁灭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“歌颂型”相声可谓相声行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“欺师灭祖”。
相声之所以能“重生”，不独是因为出了一个郭德纲，而是因为有马志明、魏文亮、佟有为、尹笑声、刘文步等名家大腕不图一时之名利，坚持小剧场演出，为相声挽留了珍贵的星星之火。他们，才是相声行业最大的底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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