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声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，在曲艺界现在是一枝独秀，木秀于林。相声艺人的地位很高，马志明上张惠妹演唱会，后者执大师礼；跟黄晓明合作拍戏，对方一口一个“老师”恭敬至极。现在最火的德云社，其成员是各大综艺争抢的“大宝贝”。
有人因此产生错觉，以为相声在曲艺界一直都是“一马当先”的存在，相声艺人的地位始终都很高，这显然是错误的。
实际上相声艺人地位大幅提升是在建国后。50年代电台普及，相声这种“听声足够见人更好”的艺术如鱼得水，迅猛发展，势头由此该盖过戏曲，仅落后于评书。后来出于宣传的需要，相声成为“文艺轻骑兵”，火爆程度慢慢超过评书，成为曲艺第一。
旧社会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相声艺人没地位，靠作践自己勉强糊口，更谈不上有什么地位。
以马三立一家为例子。马德禄位列“相声八德”，按说应该算一时的“火档”了。实际什么情况呢？马德禄最风光的时候是跟李德钖搭档，给人家捧哏4年，赚下南市一套四合院。年两人拆伙，马德禄只能跟儿子马桂元撂地为生，每日收获只能勉强糊口，今天吃饱了明天有可能就挨饿。
马德禄不简单，马桂元更了不起，最红的时候称得上是“神童”了。这么牛的两个人合作赚钱都养活不了全家，可见相声在当时有多窘迫。
相声艺人在旧社会地位极为低下，马志明坦言是下九流中的下九流，说是“戏子”都算高攀了。
相声艺人的社会地位，比叫花子强不了多少。相声撂地讲究“圆粘儿”，就是吸引顾客，好多艺人用的是“数来宝”，而“数来宝”正是叫花子要饭时用的家伙。合理推测，有些靠手艺赚不到钱的相声艺人，后来都改行直接要饭了。
相声第一个高峰“相声八德”，最红的李德钖人称“万人迷”。相声第一次摆脱撂地走进园子，始于万人迷。万人迷那么大的能耐，演艺生涯后期也只能撂地为生，后来在沈阳臭水沟冻饿而死。也就是说相声在当时人眼里“不算玩意儿”，属于哗众取宠、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。
旧社会相声艺人的“生态”，许多老艺术家都有讲过。著名的文学家、现天津群众艺术馆馆长李治邦有过概括性的描述。
据李治邦介绍，老百姓接受相声艺术有一个过程，最初是不认可的。以天津为例。天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了独有的“园子文化”，大大小小的园子有七八十家，其中最火爆的有4大园子：庆坊、协生、拱胜、金升。
这4大园子，相声艺人是进不去的。次一级的小梨园、连升、升远、通海、燕乐也只有一个相声艺人有资格演出——张寿臣！
张寿臣是寿字辈的总门长，也是当时最火的相声艺人，也只能在小梨园站稳脚跟，还不是园子的头牌。其他艺人就更不用说了，绝大多数艺人还是撂地为生，刮风减半下雨全无。当时真正受老百姓追捧的是各类的鼓曲，如梅花大鼓、单弦、京韵大鼓。单弦的创始人是谢天顺的爷爷，其父亲也是单弦名家。在旧社会单弦艺人地位比相声高，这也是谢天顺不怎么服马志明的原因—人家祖上“阔”过。最流行的当属京韵大鼓。京韵大鼓的前身是河北木板大鼓，因唱词、唱腔本土化所以始终是乡野文化。刘宝全将其改良为京韵京白，结合京剧唱腔改造成了京韵大鼓，很快就在大都市流行开来。当时的大小园子，攒底的是各类鼓曲，相声艺人统统靠边站。侯宝林在40年代有幸攒过一次底，被徒子徒孙吹捧了半个多世纪。实际情况是当时攒底的鼓曲艺人生病无法登台，侯宝林捡了个漏。真正爆火的名角大腕是鼓曲演员，尤以刘宝全、骆玉笙为最红。骆玉笙年轻人可能不熟悉，解放前在天津红得不得了，但凡有演出必定攒底，刚来天津就跟刘宝全打了三天三夜的擂。骆玉笙在天津唱的第一个作品是《击鼓骂曹》，演出效果极其火爆，一举奠定了顶级艺人的地位。解放后骆老仍不断进取，创作的《重整山河待后生》激励了整整一代人。在骆玉笙面前，贵为大师的马三立、侯宝林也只能靠边站，根本算不上什么腕。骆老当年的火爆，好多老艺人几十年都记忆犹新，马三立就经常拿她砸挂。相声在40年代才真正为老百姓接受，天津出现了有名的“五档相声”，但跟戏曲比还是有差距。相声真正地位飞升成为曲艺“一哥”是50年代以后的事了。转载请注明：http://www.0431gb208.com/sjszlfa/6188.html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