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德纲重新带火了相声。虽然中间也有时代的因素，但这个观点基本上很少有人反对。
郭德纲重振了相声行业。虽然走红挣钱的主要是德云社，但这个观点反对的人也不多。
郭德纲拯救了相声艺术。这个观点估计除了德云社粉丝之外就很少有人认可了。
相反，郭德纲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带偏了相声。
有人说“没有郭德纲，相声就黄了，有了郭德纲，相声更黄了”，戏谑之言颇有道理，但并不全面。
本文就聊聊郭德纲是如何带偏相声的。
作为一门面向普罗大众的语言艺术，相声作品的创作和表演应该遵循的宗旨是雅俗共赏和寓教于乐，这是整个行业公认的艺术原则，估计没有人反对。
没有“雅”和“教”，相声就不能上升到语言艺术层次，更不会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也不会在国际上造成影响，也就没有艺术上的生命力。
没有“俗”和“乐”，相声就不会赢得那么多的观众支持，不会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，也就没有那么大的普及程度，也就失去了市场层面的生命力。
所以，雅和俗，教和乐，本应该是相辅相成有机结合的创作原则，不光是相声，雅俗共赏和寓教于乐对文学、音乐和影视剧等各种艺术形式都具有极高的指导价值。
在相声行业历史上，虽然水平有高有低，但相声艺人们始终坚持往雅俗共赏和寓教于乐方向努力，中间也有一些弯路，比如在特定场合或特定时期过于注重“雅”和“教”的成分，降低甚至忽视了“俗”和“乐”的成分。
什么样的相声称得上雅俗共赏和寓教于乐呢？举几个典型的例子，侯宝林的《关公战秦琼》和《空城计》，马三立的《买猴》和《十点钟开始》，马季的《友谊颂》和《五官争功》，姜昆的《电梯奇遇》、《特大新闻》和《着急》，牛群冯巩的《拍卖》和《点子公司》等。
相声行业在这八个字的指导下走得还算顺利，虽然精品相声不算很多，但总算路子没走偏。
郭德纲横空出世爆红的时候受到了很多相声爱好者的欢迎和期待，因为他走了一个在当时相声行业内已经变得稀少的通俗和娱乐路子，正好和《快乐女声》、芙蓉姐姐一样赶上了全民娱乐的热潮，于是郭德纲就爆红了。
应该说，郭德纲走红时的相声作品已经满足了“俗”和“乐”的要求，如果他再继续精进，能够满足“雅”和“教”，那么他就是下一个相声大师，这在当时的相声爱好者那里几乎是公认的。
比如郭德纲的《我要幸福》，整体风格上模仿了姜昆的《着急》，但其内容要更接地气，也就是更俗一些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市民的悲催生活和扭曲心理再现，一下子就能俘获很多普通观众的心，获得台上台下的共鸣。
还有郭德纲的《西征梦》，改编自传统相声《打白朗》，保留了原作的荒诞风格，同时加入了很多时代元素，让整段相声显得与时俱进还很俏皮可爱。
姜昆成名时的代表作如《如此照相》、《想入非非》和《祖爷爷的烦恼》都是他自己创作的，风格上比较直接，但有些缺少内涵上的升华。后来他和北大才子梁左合作，一个写一个改编，创作出了一批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精品相声。
郭德纲成名代表作和姜昆成名时的作品一样，风格上都比较直接，也都缺少艺术和内涵上的升华。
巧的是，郭德纲身边也有一个北大才子徐德亮，虽然徐德亮的水准可能没法和老学长梁左相比，但至少他能够提供一些郭德纲靠自身能力难以企及的东西，如果郭德纲能够利用好徐德亮或者其他才子，把自己的作品做一个系统升级，创作出一批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精品相声，那相声大师的称号绝对跑不了。
姜昆给了梁左非常好的回报，帮他出书帮他拿奖各种提携，让两人的密切合作持续了十年。
郭德纲成名后没几年，由于待遇问题徐德亮选择和他分道扬镳，郭德纲也没有再找其他合作伙伴，除了模仿姜昆《明春曲》搞了一个不伦不类的《中国相声史》之外，再也没有在相声艺术道路上更进一步。
就算郭德纲的相声艺术没有进步，如果他能够保持成名时的状态和追求，成不了相声大师，至少也能成为相声一代名家。
可惜，郭德纲发现了两个严重问题。
主观上郭德纲没有让相声艺术更进一步的才华，也没有靠谱的合作对象，指望到德云社混饭吃的杨进明和刘春山还不如指望他自己。
客观上通过《中国相声史》首演的惨败，郭德纲也发现了他的相声观众群体存在很大的欣赏水平问题，他们只喜欢俗，而且还不光是通俗，甚至是越低俗越喜欢，欣赏水平上不去。
于是，在这种主观没有能力，客观没有动力的情况下，郭德纲选择了另外一条路，彻底抛弃雅俗共赏和寓教于乐的追求，为了迎合他的粉丝和消费群体，大搞以荤段子、屎尿屁和洒狗血为代表的三俗相声，在越来越能挣钱的现实下，终于把德云社的相声甚至包括部分同行都给带偏了。
当然，郭德纲自己也知道，庸俗、媚俗和低俗的三俗东西终究是个隐患，存在极大的道德成本和经营风险，于是他用了两招为三俗相声洗白。
第一招是故意曲解艺术规律。
雅俗共赏的“雅”是什么？侯宝林大师给出的是八个字：格调，品位，文化和修养，郭德纲干爹、著名相声作家廉春明给出的是四个字：寓意和审美。
郭德纲把“雅”给曲解成了高雅，而且是脱离群众曲高和寡的高雅，这其实是一种对相声审美的严重曲解。
雅俗共赏的“俗”是什么？很简单，通俗，浅显易懂且适合大众审美的水准叫通俗，就像我们常听的歌曲里有一种通俗唱法一样，普通人张口就能唱的就是通俗唱法。
郭德纲的相声是以通俗成名的，但他却在成名后将通俗给曲解成了低俗，把荤段子、屎尿屁和通俗混淆了。
寓教于乐里的“教”是什么？是知识和内涵，是能够感染人并且带动人的内容。
马三立的《买猴》里面有“教”，通过马大哈这个人给观众带去警示，做事情要认真，不能马马虎虎。
侯宝林的《关公战秦琼》里有“教”，讽刺了那些不懂装懂盲目指挥的外行，警示人们不能外行指挥内行，要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。
姜昆的《电梯奇遇》和牛群冯巩的《小偷公司》里也有“教”，讽刺了只会喊口号人浮于事的官僚主义，警示人们官僚主义害死人。
郭德纲说过的一些传统相声里当然也有“教”，说书唱戏劝人方，劝人向善当然也属于“教”。
郭德纲则把“教”曲解成了单纯说教，把讽刺丑恶的“教”说成是喊口号教育人。
颇为讽刺的是，郭德纲嘴上反对相声要有教育意义，但他自己倒是没少在相声里教育粉丝，口头禅就是“听相声，长学问”，他的饭圈拿他的话当金科玉律，证明郭德纲的教育成果还是不错的。
第二招就是制造艺术对立。
雅俗共赏本意是让相声艺术能够得到更广泛地欣赏，男人、女人、老人和孩子都能听，都能喜欢。
郭德纲却刻意制造雅和俗的对立，让相声里只能有俗不能有雅。
如果相声只有通俗倒也没啥毛病，但郭德纲和德云社相声里更多出现的却是三俗，如果相声按照三俗的路子走下去，那必然是一条死胡同。
寓教于乐本意是让相声能够有多重内涵，有娱乐也有教化，这是相声老祖宗一开始就坚持的创作表演方向，郭德纲的干爹廉春明就指出，创作相声就三个要素：娱乐，审美和寓意。
侯宝林举过一个例子，人家要坐下，你把凳子撤了，他摔一个大马趴，大家哄堂大笑。可乐吗？可乐，但这不是相声。
郭德纲刻意将“教”和“乐”对立，让相声里只有乐没有教，这就相当于把廉春明所说的审美和寓意去掉，只剩下娱乐，这同样会让相声走向衰落甚至灭亡。
综合起来看，如果按照郭德纲这两招走下去，相声抛弃雅俗共赏和寓教于乐的艺术规律和原则，选择以三俗为主要内容的单纯娱乐路线，那相声行业就不光是走偏的问题，甚至是有可能快速消亡的问题。
最后，不妨重温一下第十一次文代会的艺术指导路线：
文艺要通俗，但决不能庸俗、低俗、媚俗。文艺要生活，但决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、跟风者、鼓吹者。文艺要创新，但决不能搞光怪陆离、荒腔走板的东西。文艺要效益，但决不能沾染铜臭气、当市场的奴隶。
创作要靠心血，表演要靠实力，形象要靠塑造，效益要靠品质，名声要靠德艺。低格调的搞笑，无底线的放纵，博眼球的娱乐，不知止的欲望，对文艺有百害而无一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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